在立法时应借用行为法一事一授权的特点，避免组织法的笼统授权，同时在授权时就对其组织作出规定，从而达到人财物与行使权力的匹配。
NGO Advocacy Efforts Lead to Adoption of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by Croatian Parliament． [24]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kkz2004/mc-region．asphttp：//papers．nber．org/papers/w11772．pdf [25]http：//www．iiiglobal．org/country/russia/thirdlaw．pdf [26]http：//cato．org/pubs/journal/cj17n2-7．html。在宪法和法律制度层面，一系列重大变革令人眼花缭乱，学者们兴奋地在这些转型国家发现了法律转型的实验室和比较法研究的金矿。
九十年代初期，前苏东国家法律改革的重要性还未受到今天这样的重视，各国尚忙于处理私有化、通货膨胀与财政收入等更为迫切的经济问题。而这十几年的前苏东国家法律改革不啻于第二波法律和发展运动，当然在这次法律移植中，西欧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与美国的作用不相上下。以公法为例，这期间前苏东国家陆续引进的诸多宪政制度——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制以及宪法法院、人权委员会和议会监察专员等等，可谓洋洋大观，十分先进，一时间不少人也随之对前苏东国家宪政和法治的前景颇为乐观。司法独立原则下的司法能动主义的边界何在？如何拿捏才能恰到好处，确实是一门艺术，不容小视。此外传统上学者将大部分法律看成是普世性的社会工程技术，客观上也加深了对法律效果的误解。
以上几个方面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政治领导人调整心态，率先垂范。纵然西方国家，出于种种目的乐于在法律援助上拨出大笔资金，但这也不能代替转型国家自身的政治意愿。因此，在适用罚款数额高的规定时，也不能忽视罚款数额低的规定所要保护的法益。
对择一重罚规则加以阐释，首先要回答择一重罚与立案在先是何关系，其次要找到识别罚款数额高的规定的方法，最后要解决的是人民法院如何判决的问题。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页以下。处罚法定中的法即行政法，而行政法规范向来较为分散。[23]参见前引[19]，李建良文，第114页。
在对效果裁量的解释上，司法机关应该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司法审查应秉持谦抑的基本立场。[15]借鉴刑法学的相关概念，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也可区分为法定罚款、决定罚款和执行罚款，三者分别对应法律规定的罚款、行政机关决定适用的罚款和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实际执行的罚款。
刑法的处理模式可以总结为：以考量法律规范为主，辅以考量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兼顾法律适用的精确和法律选择的便利。（2）被违反的数个法律规范法定最高罚款额相同时，比较最低法定罚款额。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有学者主张借助行政协助制度解决管辖权的归属问题，即借法执法，由最先立案却没有高额罚款权的行政机关，请求有高额罚款权却并非最先立案的行政机关协助，从而对当事人处以高额罚款。
若协商不成，双方还可以请求共同的上级行政机关指定立案。也可以直接由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尽管该方案会使一些违法相对人逃脱罚款数额高的规定的惩戒，但这一不利后果是因立法多元和执法主体分散导致的。作出变更判决的目的是减轻当事人讼累，并从整体上降低解决行政争议的成本，但这些并非行政诉讼法的唯一目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也是行政诉讼法的重要目的。
根据效果裁量反推要件裁量，是在效果裁量和要件裁量之间循环论证的结果。综合执法也可以不设立新机构，而仅仅是由多个行政机关联合执法。
若按第一种方法比较罚款数额高低，就是比较40万元至80万元和20万元至100万元两个区间，此时需区分两种情形：（1）比较罚款幅度的下限，由于40万元大于20万元，适用食品安全法第125条，符合择一重罚的要求。假设结合具体案情后，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25条，可对当事人作出罚款70万元的处罚决定。
这是因为，行政机关适用法定罚款额低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仍然满足要件的该当性。随着综合执法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的推进，此种情形的出现概率会越来越低，其所需付出的制度成本也只是暂时的。对当事人处以较高罚款，能够实现较低罚款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较低罚款实质上是被较高罚款吸收了。人民法院作出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后，市场监督管理局重新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对当事人处以罚款80万元。在行政机关分头执法的情境中，如何解决高额罚款权与管辖权归属不一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提出三种方案。[26]因此，假如行政机关本应适用法定罚款额高的规定对当事人处以罚款，却适用了法定罚款额低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出于减轻当事人讼累、降低行政争议解决成本的考虑，可以将此种情形理解为效果裁量错误，允许人民法院作出变更判决。
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2]参见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法律科学》2021年第5期，第62页。
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刑法上有丰富的制度资源可以借鉴。[16] 按照法定罚款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即只考虑不同法律规范确定的罚款幅度，以法定的最高罚款额作为比较项，确定罚款数额高的规定。
所依据的法律是刑法及其修正案，即适用规范集中。该行为既属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46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生产、经营的饲料、饲料添加剂与标签标示的内容不一致，也属于该条例第38条第3款规定的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但未取得产品批准文号而生产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另据2000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二是必须采取行动或仅能以特定的方式采取行动（作为义务），如果行政机关拒绝或怠于采取行动，当事人可以提起课予义务诉讼或一般给付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对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作出变更判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无法直接套用德国法上裁量权收缩至零才能作出变更判决的教义。例如，某物流公司在集体所有的农用地上建造了占地91.42亩的物流仓库，[3]同时违反城乡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
法律对于罚款的规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要确定何为罚款数额高的规定，有时需要经过复杂的法律推理。总之，运用不同的比较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
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一个行政机关如果在立案前知道另一个行政机关有高额罚款权，或者有高额罚款权的行政机关知道另一个行政机关已经立案，双方可以进行协商，最终确定由有高额罚款权的行政机关管辖。
在识别罚款数额高的规定时，应根据法定罚的上限而非决定罚来比较罚款的轻重。行政诉讼法第34条对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配置是不对称的。
后者属于裁量瑕疵，人民法院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0条作出撤销判决或者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也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作出变更判决。（三）对行政机关重作罚款决定的限制 人民法院对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可以作出变更判决，意味着人民法院也可以不作出变更判决，而是作出撤销判决或者撤销并责令重作判决。[22]参见王贵松：《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法学家》2009年第2期，第32页。然后讨论如何确定罚款数额高的规定。
而且，在德国法上，裁量权收缩至零一般针对当事人的行政介入请求权，[28]即当事人请求行政机关为某种行为，此时行政机关只有唯一的选项，于是才有裁量权收缩至零的可能，其具体情形一般包括两种：一是不得采取行动（不作为义务），行政机关若采取措施，就构成裁量瑕疵。如果存在若干量刑区间，则先要确定适用的量刑区间，再以法定最高刑作为比较项。
[8]同时，综合执法目前只在部分领域中开展，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要推行建立综合执法制度。并且，让人民法院论证行政处罚的效果裁量中裁量权收缩至零，论证负担太重，甚至基本不可能。
[11]参见袁雪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202页。假设市场监督管理局适用食品安全法第125条对当事人处以罚款70万元，当事人以处罚过重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
